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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雷锋作者雷锋至今让我心潮起伏

2018-11-06 10:18:31

长篇小说《雷锋》作者:雷锋至今让我心潮起伏

长篇小说《雷锋》封面   黄亚洲   二〇一〇年一月一日,我的长篇小说《雷锋》由华夏出版社出版。二〇一〇年七月九日上午,我参观了民办的“杭州雷锋纪念馆”,听了“平民英雄”马水泉馆长的介绍,感触良多。   现在,我仍旧重复当时思考的话题:雷锋两字,今天还值不值得说?雷锋精神,在今天还有多大的市场?有关雷锋的文学作品,今天还值不值得写?   我想简要回顾一下我近年创作有关雷锋题材作品的过程,这有助于我阐明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   听说我要撰写《雷锋》长篇小说和电视剧本,赞成者众多,反对者也不少。   赞成者说,你写别的题材,很可能是短暂的,时过境迁。但“雷锋”是个好题材,不论多长时间过去,你笔下的这个小说人物“雷锋”,可能会很经典地留在这个世界上。   反对的,大约是三种情况:一是说不好写,二是说不能写,三是说不应该写。说不好写的,完全是出于好意。说雷锋怎么写?小说几十万字,电视剧几十集。他就那么一个平凡的人,做着很多琐碎的好事,今天做一点,明天做一点,在每个岗位上,在每个不同的地域,平平凡凡,但是特别惊天动地的有吗?没有。当然雷锋也从水里拉过人,从火海里抢过人,但是这个都是当时的集体行为,他是参与者。他个人做过什么惊天动地千钧一发的事?好像不多。大量的是帮助别人。这个怎么写?大家怎么看?今天看一集电视剧,明天还能够回到这个频道上吗?除了这些,你又不能杜撰其他的什么东西,所以说,你不要写。还有长篇小说,几十万字,你写个一两万字,两三万字差不多了。你写几十万字,又怎么写?人家有耐心看下去吗?我明白,说不好写的朋友,是好意,就是要你下笔慎重。   另一种说法呢,就是不能写。时代变迁了,你没法写。现在全社会的价值观念已经多元化,你现在强调雷锋大公无私、不讲价钱、听组织的话,条件再差都该去,这样的榜样可行吗?这是我们当代青年,或者说是我们这个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社会所需要的劳动者形象吗?再学这样的“雷锋”,还怎么要求大家去竞争,去拼抢?职场斗争、商海沉浮、艰苦创业,在激烈的竞争当中杀出自己的一条血路,逐步建立自己的体系,创造自己的财富,这样才是对的啊,当代企业精神与雷锋精神是相悖的啊!老说别人的产品好,老说人家好,说自己不怎么样,实事求是,你怎么能站得住脚呢?我们的企业家、企业文化,不能要这个,全社会都不能要这个。因此,这样的“雷锋”大家肯定不喜欢。另外,雷锋那时候一个突出的特征,是刻苦学习毛主席着作,他是全军学“毛着”积极分子,你现在老是反映雷锋在学毛主席着作,这行不行?也不行啊。关键是,时代精神变了,应该要让他有所“位移”。也就是说,他的价值观念,不能大公无私了,应该是大公有私,或者是大公小私、先公后私。这样的话,当代青年才有可能接受其一部分。那么,你能写这样的“大公小私”的雷锋吗?看来不可以,“实事求是”的创作原则不许可,对雷锋有感情的老同志也不会许可,因为事实上雷锋不是这样。那么,你现在怎么写?所以不能写!   还有第三类反对者,属于比较坚决反对的类型。他们是把雷锋当做当时的假典型来看的,认为树雷锋是人为的,是在那个年代里故意整出来的,假典型、假照片,整个儿是假的事情或者是半真半假的事情。他们也很负地给我发来了邮件,给了调查材料。举个典型的例子,说雷锋为支援辽阳水灾的救灾给辽阳市委办公室寄了一百块钱。他只说这个,至于后来人家退钱回来了,他就从来不说。在以后他作的好几场报告当中,明明已经拿到了那退回来的一百块钱,但就是不提这在事。还有,照片摆拍的太多,很多照片是假的。白天打着手电筒看“毛选”,那有白天打手电筒的?他擦的汽车不是他开的那辆嘎斯车,是人家的“解放牌”,假的,等等。意思就是说,不应该写。   所以,我当时提笔写雷锋的时候,就遇上一些不赞同的声音。   我于是想,雷锋,在我们的思想领域里,到底应该处于什么位置?他在我们全国人民当中,在我们中华民族当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精神符号?当前,这样的精神符号,还在不在、还能不能闪光?从他身上,我们能够得到一些对于今天来说有价值的东西吗?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从他身上还能得到很多的精神营养吗?   从我读到的材料、自己采访的材料来看,应该说,雷锋是一个很可爱的人。年轻、热情、特别喜欢帮助别人,不求回报,这些的确是事实。并且,他在工作当中,确实不怕吃苦,还能动脑筋,他尽可能地踏踏实实地干一行专一行,这些都是事实。至于说,雷锋摆拍的照片太多,说雷锋怎么老是说自己捐钱,不说人家退还钱给他,我觉得,在这点上,我们不要苛求雷锋,雷锋年纪那么轻,二十岁才当兵,才入党,当时对意识形态的宣传都是有纪律的,他必须听领导的话。说实在话,我们现在的很多先进事迹报告团、典型报告团,所有讲演稿,也是有各级领导把关的,也不是他自己当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也是事实,这是历史的局限性。我们不能因为这点,找到一些具体的事例,就拿个放大镜,说雷锋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甚至说这典型压根儿就是假的,不值得我们今天宣传,这不对。   不然的话,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树一个标杆,都不能树一个典型,那不是民族之福。   而雷锋,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完美的典型。他是历史的,经典的,成熟的,可靠的。在我看来,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因此,应该写。 [1][2][3]下一页至于担心不好写,我想,这确实是个问题,是可能不好写。如果好写,雷锋早该有长篇小说了。   不好写的题材,我也遇到不少。但是我想,总有一个办法,可能会写得比较好看。既然这个人物那么鲜活,在当时那么可爱,精神上有崇高的一面,为什么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里就不能把他比较鲜活地体现出来呢?我们这个时代真的没有精神追求的内在要求了吗?这说不通,应该有写好的可能性存在。   至于重要的那条担心,也就是——雷锋精神,到底能不能写?现在的社会能汲取多少?他到底是什么内涵?从这个内涵里面我们今天能够汲取多少?是不是还要无条件宣传大公无私?要这样地宣传雷锋,到底现实不现实?这样的雷锋,有经济的支撑吗?他不要养家糊口吗?他不想致富吗?他不要在经济上财富上有所建树吗?一天到晚帮助别人,自己怎么活?如果自己的生活安排得一团糟的话,他怎么能可持续地成长呢?   当时我参加了各种各样的研讨会,听很多专家提出了这方面的问题,包括我在北京开的研讨会,中宣部的有关同志,还有方方面面的同志都来参加了,大家都探讨这个问题,总体看,这个问题还没有一个特别完整的答案。但是,我已经认识到,雷锋是我们中国人民的一个精神标杆。这是精神标杆的问题,不仅仅是按照雷锋的做好事模式,很简单地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地去学他的那些推个车、打个伞、洗个碗、擦个车、扫个地、拎个包、送人到家,不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情。我们在生活当中,那怕在创业奋战的过程当中,我们内心深处,也要持有一份像雷锋那样的与人为善、争取双赢,三赢,四赢,共赢的想法,我们要有这样的一种出发点,要存在这么一个心态,不是说我活着你必须要死;不是说我发财了,必须以你的破产为代价为前提,我才能更上一层。不是这样的。有一类人,还是在想着自己的以及众人的艰难困苦,想着我怎么能使我们这个可爱的集体、可爱的民族,有一种更好的发展,从而做到能够比较科学地把自己的发展放在大集体的发展当中。   这是一种境界。   雷锋在那个年代,的确是大公无私的。我们现在,能强调大公无私吗?依旧可以强调!这个大公无私,不是说大公无私里面就没有自己的一点私,没有私怎么办,我是作家我要稿费,大家工作都要工资,不然的话我们没法生活,几天就得饿死。实际上雷锋他也挣钱,他把余钱放在储蓄所里,他支援战友,支援灾区,支援一切应该支援的地方,也就是说,他也必须有这个能力!不能把大公无私理解片面了。   雷锋甚至也给自己买过一两件好东西。皮夹克、料子裤,这些都不是问题,都不是大公无私里面的“私”,我们要看到的是,雷锋在他短暂的二十二年的岁月里,尤其是在翻身以后,他时时处处都想着他周围的同志,想着他的工厂,想着他的部队,想着他部队以外的社会的各界人民。他内心当中,就有这么一种热爱。   举个很小的例子,他开军车,开在路上,有乡亲要搭军车,按照部队规矩,不能搭军车,空车也不能搭,但当时老百姓穷,几十里山路,不好走,有空车开过来,说我在车厢上站一下,一会儿就到了,多好,雷锋不会一脚油门就开走,他会跳下车,摸出一些小钱给想搭车的大爷,讲明道理,讲军车尽管空着,但部队有规定,而且坐在后面也不安全,你拿这个钱去买车票吧,前面有个长途汽车站。他会这样干。他内心中有一种对人民大众的自然的同情。他在干这些事情的时候,从来没有说要拍照,没有让记下来。像他这样,就是大公无私。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标杆,这种标杆的意义,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也是需要的,这样的精神的图腾,这种精神的坐标,我觉得是可持续的,是应该永远存在下去的。   如果说一个民族,我们大家都相当的自私自利,不是说连一点点的公德心都没有,但相当的自私自利,眼睛基本上都只盯着自己的钱包,盯自己眼下的一小块利益,不惜为此打得不亦乐乎,我想,这不是一个民族健康的心态。   二〇〇八年五月,在汶川大地震救援的第九天,我和一群作家朋友赶往灾区现场。在四川十天,我每天晚上都是凌晨几点睡觉,我无可避免地写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因为我眼前出现了很多很多雷锋。   我曾经在彭州灾区碰到一个大学生,我问他是那来的?为什么半身都是水?他说昨天帐篷搭得太低了,没想到会下雨,雨水渗下来了,半夜一醒,半边湿了,他也没有地方晒。我说你来了几天了?他说三天,他说已经三天没洗脸,三天没洗脚,三天只吃方便面。我说你们来几个人?他说他们来了十多个人。他是上海体育学院的,他带来了上海交大的,带来了上海政法学院的,带了十四个同学,自己买了飞机票,他说我们现在每个人已经都花了一万多元了。他们还说这里不算重灾区,他们还要想办法再到更里面的重灾区去。我说那你们怎么办?前面还有好多封锁线。因为我们胸前挂着牌子——“中国作家采访团”,还能够放行。救援要有纪律,武警和军队拦了好几道线,所以他们进不去。他们跟我讲他们跟里面的朋友通了,朋友准备接应他们,让他们悄悄进去。我看这些大学生,也真的都是雷锋。我说你们每个人都花了一万块钱了,三天吃这个自带的方便面,叫我吃一两天就受不了。我说你们小心,差不多了就应该回去了吧,因为那个时候军队都已经进去了。他们还说:“不行啊,我们还得爬进去。”他们还在想办法越过封锁线,到里面去,到震中去,到北川去,到汶川去。就是这么个心态。   再说另一件事,有关我们浙江企业家。杭州萧山的孙国根总经理无私援助都江堰的一家幼儿园的事,也特别使我感动。我到灾区的天,写了这样一则博文:   那个浙江老板,能给都江堰幼儿园的孩子寄送一座抗震“活动棚”?   二〇〇八年五月二十日   今天是全国哀悼日的第二天,悲戚之余,又写了四首诗,发在我今天的博客日记上。但是在叙说诗歌之前,我先想作个呼吁,呼吁那一位能给都江堰“爱心亲子园”的孩子们建一座抗震的“战地活动棚”?   因为我觉得这个幼儿园的园长相当伟大,她手下的二十几位幼儿园老师也相当伟大。土地咆哮窜起的那一刻,她和她的老师们没有一个临阵退缩,拼死救助孩子,全园七百八十七个孩子她们抢救出七百八十四个,仅遇难三个。   施园长是个急性子,她说:我现在的愿望就是把“战地幼儿园”办起来,我需要一座大一点的战地活动棚,帐篷不行,帐篷闷人,孩子会受不了的。我十五号就有这个强烈的想法,十七号我就打了报告,可是能有谁来为我落实啊!   在施园长表现得很苦恼的时候,留在她身边那个三岁小女孩“趴趴”,其父母突然联系上了,“趴趴”再不是“疑似孤儿”了,这就叫施园长喜悦起来,采访团团长高洪波此时也激动得把“趴趴”抱了起来。“趴趴”是滞留在施园长身边的一个幼儿园孩子。   施园长说,现在有谁能来帮我实现办“战地幼儿园”的愿望呢?她说谁能帮我我就朝他跪下来。施园长这么说着就要做一个动作,急得我们赶紧将她扶住。   这位园长本是个下岗女工,有志办起了都江堰市个私立幼儿园,在当地也是个有名望的人物,她这次又从死神的手里抢夺出了那么多孩子,我们应该给她记功,可是现在她脸上不见喜悦,她很苦恼,有谁能帮她实现“战地幼儿园”的愿望呢?   如果那位朋友看了我今天的博客,又与那位做“活动棚”的浙江老板或者非浙江老板认识,就烦请捎个口信,把施园长的心愿和号码转告一下,施园长的号是。   我盼望施园长在未来的几天里会突然高兴起来,只是不一定要下跪。   辞别施园长之后,我一直想着都江堰的孩子们。千疮百孔的街道上飘荡着来苏水的药味,风里夹杂着气味难闻的沙尘。我在路边又见到一个女孩子,她指着如同大山一样的废墟平静地说:“我爸爸还在里面。”她天天来这里,已守候九天了。   都江堰的孩子们,你们特别勇敢。你们历此一劫,年轮的纹理会更加细密,帐篷和“活动棚”的经历是你们生长过程中的一次嫁接,你们未来的姿态必将更加蓬勃!   当天,博文一出,杭州的报纸就有转载,我的浙江萧山老乡孙国根总经理知道了这个事,当即就出手了。他制作的活动板房质量是全国的,而且,他当时正情牵汶川,密切关注着大地震的灾情。   他马上派出技术员去都江堰实地测量,自己也到现场考察,然后,一出手就是价值两百万的活动板房,有的还是二层楼,非常漂亮;后来,他又追加了一百万元,他说,要做,就做到! 前一页[1][2][3]下一页在我写出篇博文的七天之后,也就是汶川大地震的第十六天,我又发表了这样一篇博文:   施园长又喜又急   二〇〇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施园长拉着我的手不放。   施园长着急,她说想把她的话说完。她说,有些话,里不好说,说不清楚,要当面说。   但是我时间紧张,采访另有任务。中国作协的金书记和铁主席亲临都江堰看望灾区群众,看望我们作家采访团,还在大帐篷前面举行简短而有效的捐赠仪式,仪式结束后我们就要上车赶赴下一个地点,所以我对她说我们说话必须快一点。   施园长马上转身,点着站在她身边的一个戴安全帽的精干的小伙子,说他就是从杭州来的,前天来的,是个技术人员,他是他们老板专门派他来向幼儿园赠送活动棚子的,因为他们公司的老板看见了我写的关于施园长的散文和诗歌,感动了,所以就紧急派遣这位技术人员来送活动棚子。   这情况很好啊,在危难中脱险的七百八十四个花朵一样的孩子,就能在简易活动棚里重新开始歌唱了啊!   我昨天曾打告诉施园长一件事,转告的是上海市委宣传部陈东副部长的口信。陈东副部长也是从《中国艺术报》上看见我写的那首《施园长有点苦恼》的小诗的,她说读了之后很感动,为施园长感动,为施园长和她的老师们在生死线上抢救出七百八十四名祖国的花朵感动,所以她说,她要为此做点努力。我昨天在里详细转告了来自上海的这位心系灾区儿童的宣传部副部长的口信,施园长一听就在里哽咽起来,后来竟至大哭。我说不要哭不要哭,你是园长,大家都在支持你,你要坚强。   今天上午我来都江堰的途中,又接到陈东副部长发的短信,她告诉我,她已经向上海慈善总会报告了这件事,而曾任上海市人大主任的上海市慈善总会会长陈铁迪女士也很快作了批示,要求立即落实。   上海的爱心来得这般迅速、及时,真是叫人高兴,所以我又把这的信息转告了施园长,施园长心喜,连说谢谢上海谢谢上海!   但是在喜悦之余,她仍对我发愁地说情况还是不好啊。   我心里一惊,问她为什么不好。   她说问题是出在她生性耿直啊,一见浙江老板派员工专程来送活动棚,她就马上向她的上级主管部门报告了,而这一报告的结果,就有可能造成这座专门寄发过来的活动棚落不到她手中。   我问为什么?   她说,已有初步答复了,说是要统一调剂。   就这样,她燃起不久的希望遭受了一种挫折感,所以她急于要跟我见面,我一到都江堰她就火急火燎地奔到广场大帐篷门前,拉住我的手不肯放。   她的眼泪一次又一次夺眶而出。   她抓紧时间,终于把要当面说的话说完了。   我告诉她,连上海的陈东副部长在里都明确表示了,现在是大救灾期间,还怎么去分“公立”幼儿园和“私立”幼儿园!施园长在山崩地裂那一刻舍命救孩子,这种英雄行为就使人敬佩;一个下岗女工,克服千辛万苦,办起一个拥有七百多名孩子的幼儿园,这又使人感佩;在大难当前的此刻,全力帮助孩子的此刻,怎么还要纠缠“公立”和“私立”呢?   应该说,不光是陈副部长这么认为,我觉得大江南北的所有人都会这么认为。充满爱心的定向捐赠应该是可以存在的,捐赠人的意愿应该得到限度的尊重,这种做法,甚至是符合国际惯例的。   施园长连连点头,但看得出来,她心里依然焦急。她说“六一”儿童节马上要到了,她多么想在建立于固定地点的简易活动棚里,为她的饱受惊吓的孩子们带来节日的快乐。   汽车要开了,我只能撂下施园长而去。施园长通情达理,也不再拉住我的手。我答应与她保持联系,能够使得上力的地方,我当再使力气。   并不是为了一个施园长,也并不是为了一个幼儿园。我们的关注点是孩子。大地震中能够存活下来的孩子理应得到我们的关爱。而对那些已经远去的孩子,我们即便想提供活动棚也是不可能的了,我们只希望他们在那个世界里也能过上“六一”儿童节,我祈望属于孩子们的节日,不要有阴阳两隔。   汶川大地震不满百天,漂亮的幼儿园就诞生了,我与孙国根总经理共同被邀请去参加开园典礼,我在那一天才当面见到孙总。当然这是后话。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当代企业家所表现出来的真正的社会啊,走在改革开放前列的浙江企业,是出现当代雷锋的温润的土壤啊。   所以,从四川灾区采访回来以后,我就跟大家讲:《雷锋》,我写定了。   显然,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只要出现大灾大难,雷锋就会以一种很醒目的方式层出不穷地站出来。雷锋精神,客观上存在于我们这个民族的灵魂深处,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心灵深处。   我们可以想一想,在我们人心里面,是不是都有很善良的一面?应该说,我们每个人的心灵里,都有一份善良,有时是被压住了,没有被诱导出来,或者被恶性竞争的思维占了很大一部分。所以我们常常会表现出一些冷漠。甚至我自己都害怕做雷锋。那天我确实在杭州的路上遇见一个老大妈摔倒在那里,延安路南端,围了一大片人,大家都不敢上前。一个年纪大的大爷说:“你自己起来,你自己起来,你要不起来的话,我们都不敢帮你,都不敢来拉你啊,我们来拉你你要是说我们把你推倒的怎么办?”一大群人都很激动的叫:“起来吧!起来吧!”就是没人上去。我因为离得比较远,要赶路,也没有冲过去把她拉起来,我没有,我也害怕。我后来想了半天:同样是倒在地上,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都会有人拉,可是现在却是这么个状况。现在大家所谓“人心不古”,是有这个问题。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更应该把雷锋精神拿出来大胆肯定?   必须肯定这个大公无私的价值观。不能光是讲大公小私、大公有私、先公后私。这些道理都对,但是大公无私这样的精神标杆,必须要有!   尽管这种精神标杆很少,但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立一个,或者立几个,烁烁闪光的,永不倒下的,一听就觉得热血沸腾的,这样的标杆要有!   雷锋就是这样的精神标杆!   不要苛求雷锋,不要说现在雷锋没有了,只能是大公小私、大公有私,不然就说不到人家的心坎里,不对,也要理直气壮地说大公无私,要把这样的标杆理直气壮地竖起来!   至于我已经写下的这部长篇小说《雷锋》,写得怎么样,不敢说。我期待着整个社会,尤其是青少年朋友们阅读后的反应。   作者简介:   黄亚洲 一九四九年八月出生于浙江杭州,杭州大学中文系干部专修科毕业。曾任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共十六大代表。现任浙江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浙江省文联副主席、浙江省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一九七〇年开始从事诗歌创作,一九八〇年开始小说、影视剧创作。已出版诗集、小说集、剧本集、报告文学集等文学专着十二部。出版诗集有《无病呻吟》、《磕磕绊绊经纬线》、《父亲,父亲》等,诗集《行吟长征路》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全国诗歌奖。长篇小说《日出东方》获国家图书奖、国家“五个一工程”奖。电影文学剧本《R4之谜》、《开天辟地》等十三部作品被搬上银幕,电影《开天辟地》获第十二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编剧奖、特别奖。电影《红杜鹃白手套》、《邓小平·一九二八》获国家“五个一工程”奖。电影《灯塔世家》获中国电影华表奖。电影《落河镇的兄弟》获第十二届美国芝加哥国际儿童电影节“联合国宣言奖”,第二十届德国法兰克福国际儿童电影节大奖、评委会奖,第五届开罗国际儿童电影节“铜开罗奖”。电视文学剧本《老房子新房子》、《野姑娘茉莉花》、《张治中》、《上海沧桑》等计三百余集搬上荧屏,多次获中国电视飞天奖、国家“五个一工程”奖、金鹰奖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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